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的起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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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的起点问题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关系的最初发生，及马克思主义之中国传播起点问题的前提性基础性问题。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的历史起点是清政府外交使团对巴黎公社革命实践的亲历亲证，这是中国人和马克思主义实践的直接接触、中西比照理解接受的开始，这一界定既尊重了历史事实，也符合世界无产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规律；逻辑起点是历史必然性的积累和准备阶段的节点，是逻辑的必然和历史的可能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的逻辑起点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亲自奠基，它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著作，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理论联系的直接建立和逻辑论证的开始，宣告了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的起点问题
文 姜喜咏
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接受”与“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既内在统一又相互区别的两个基本面，接受史与传播史共同构成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①三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之中国传播史研究，在全面展现其进程和规律的同时，也暴露出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的诸多现象和问题，由传播史向接受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转型势在必行。与马克思主义之中国传播史研究一样，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史研究，首先要追问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的起点。
一、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的起点问题研究的方法与意义
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史是马克思主义之中国传播史的姊妹篇。关于“史”的研究，首要的是界定阐明其历史起点，紧接着在史实的基础上分阶段地再现式建构其完整历史，然后在此基础上以理论反思的方式确立其逻辑起点，梳理其内在逻辑的层次结构和运动轨迹，以概念范畴原理和基本观点抽象地构建与历史总体统一的辩证逻辑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的起点问题研究首先应将其一分为二，即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再分别进行具体研究予以界定。显然，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然而，深入史的内在的具体研究方法的探讨要以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起点问题研究的意义为前提。
第一，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的起点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起点的不一致性，客观上存在的这两个“起点”，有必要进行比较研究。接受现象和问题的发生是以主体的实践和文化特性为基础的，而传播是以中国地域的客观历史环境为根据的，即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国内来的事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当然首指中国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又首先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形式的接触，这就意味着中国人在国外或在国外的中国人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机会和可能性比在国内大得多。历史的机缘恰恰如此，在国内还不具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外交官和留学生在欧洲和日本远较国内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这不是历史的可能和逻辑的推断，而是事实。理论界周知，最早兴起于法国和日本的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及其团体，他们首先出版刊物，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然后向国内发展。显然，他们在国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实践，进而产生一些零碎模糊的认识，这本身是中国人最初的马克思主义接受现象。而这与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的传播不是一回事，这表明，接受的起点和传播的起点是不一致的，因而须要分别界定和比较研究，这对于更深入具体地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条件和必然性是不可或缺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的起点问题的探究，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历史联系的最初发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起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及三者关系的前提性基础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何时在中国正式开启传播历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起点问题，备受关注和得以深入研究，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是在何时产生历史联系的问题，却少见提及和追问。然而，后者是比前者更源始的问题，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后者的探究为前者的理解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是更加全面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之中国传播接受的历史必然性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性问题。显然，从时间上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关系的最初发生，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要早，距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则更早些。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关系的发生和发展，为开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而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一定的历史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启，本身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关系深入发展的内容和表现。
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关系的建立或最初的发生问题，也就是非弄清楚不可的问题，否则，在历史层面马克思主义之中国传播是如何发生的问题，是难以全面系统地讲清楚的，或者说，理论逻辑层面马克思主义之中国传播的发生还缺乏全面的历史逻辑支撑。更具体地说，所谓的“起点”研究，并不单纯地是时间节点的确定，而是历史长程的发生学研究，这个“历史长程”显然指的是“起点”以前的较长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之中国传播的历史起点问题就是要遵循这样的研究方法。这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关系的最初发生”问题的理论根据。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关系的最初发生”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历程的开启问题，也就是本文探讨的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的起点问题。从学术逻辑上看，可以视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的起点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之中国传播起点的理论延伸和具体深化的问题，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与马克思主义之中国传播也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重大问题，因而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的起点问题也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的历史起点
巴黎公社革命发生前夕，因“天津教案”的外交纠纷，清政府派遣崇厚等官员赴法道歉和谈，他们意外地遭遇和见证了法国的这场所谓“叛乱”，随行翻译官张德彝将其记入了《三述奇》(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以《随使法国记》为题名公开出版)。②“它反映了当时一位中国年青官员对于巴黎公社这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的观感，这就使它具有异乎寻常的史料价值。”③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的历史起点是张德彝《三述奇》所载的清政府外交使团对巴黎公社革命实践的亲历亲证。这一事件给当事人的直接经验及《三述奇》对先进中国人革命精神的鼓舞感染力量，是无法否认的。“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正确或歪曲的反映。”④今天看来，代表清政府利益的外交使团对这场革命及无产阶级专政实践的“接受”是错误和可笑的，然而，根本重要的是它客观地摆在了中国人面前，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因有中国人的亲历亲证更显其伟大，它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的历史进程。
关于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的历史起点的这一界定，既尊重了历史的事实，也符合世界无产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规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时，就遇到了传统封建主义思想的顽固抵制，出现了‘洪水猛兽论’、‘破坏道统论’和‘不适合中国国情论’”等中国能否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大争论。⑤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接受经历了一个错误、模糊、混乱和争论的历史阶段，这与马克思主义诞生时期的接受状况是大致相似的。“从1848年革命到巴黎公社(1871年)”之初，“马克思学说决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它不过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或思潮中的一个而已。”⑥无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对她的接受经历了与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形形色色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斗争历程，直至第一国际彻底战胜它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被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普遍接受，历经近三十年。在无产阶级革命转入低潮的历史阶段，尤其是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又面临着复杂的内部矛盾和资产阶级思潮的干扰。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至被全世界无产阶级完整正确接受，走了一条曲折斗争的前进之路，这条路没有终结，也不可能一帆风顺。这就是世界无产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状况和基本规律，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接受史与其并无二致。
理解这一历史起点，也须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起点比较辨析。
首先，从广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来看，这两个“历史起点”具有不同的侧重点。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在中国”，主要是地域的概念，“在中国”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所主持的教会中文报刊《万国公报》向中国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却不在研究范围之内，而这与接受有直接重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接受”的“在中国”，虽然字面上也是地域的概念，但因为接受直接联系历史主体，所以更侧重中国人，包括海外的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有接触的中国人。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来说，突出中国境内的地域性，主体被放宽了，在中国的外国人传播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视作广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起点，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接受”来说，突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这一主体性，地域则被放宽了，这二者的结合，才是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图景。
另一方面，接受的发生，注重的是主体性，即主体对被给予的对象即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反应及理解的过程和表现，无论接受内容的正误和效果，强调的是主体接受性。传播的发生，注重的是传播内容和形式的实际展现，至少要有一些真正符号性的语言，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或著作名的出现，强调的是客体符号性。中国人亲历亲证巴黎公社革命的事件具有明显的“接受”特征，即中国人和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面对面接触，感性地见证、中西比照的理解和内心的恐惧冲突等。香港《华字日报》、《中外新报》的有关报道及随后《普法战纪》、《三述奇》的记述，传播的是法兰西乱党乱民的一场悲剧性的叛乱，是站在清政府统治立场的意识形态宣传，所建构的“事实”无关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没有实质联系，并不能据此表明这些报道在传播马克思主义。⑦然而，更有利于理解当时的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状况。
其次，从历史事实看，当狭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接受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界定狭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开始传播，主要考察传播主体“能否真正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内化到民族灵魂之中去”，“它要求在传播过程中接受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⑧此前，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肖像及一些似是而非的思想观点的“介绍”，即早期维新人士、早期中国国民党人、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中国社会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然而，这些总体上都是“肤浅、片面的，不成系统”，“实际上是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资本主义思潮与封建主义的混合体，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占主流地位”，他们也“并非信仰，更不打算付诸实践”。⑨况且，“由于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他们并没有理解马克思学说的实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⑩。不可否认，这些“介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质性传播奠定了一定的历史基础。“在五四运动的热潮中，李大钊把他负责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成‘马克思主义专号’，发表了著名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它标志着李大钊已经成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1)，这一事件成为狭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起点。因为它是十分自觉和比较准确、系统、大规模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开始，标志着中国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进入了实质性统一的历史新阶段，一大批真正接受并始终不渝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出现了。正如毛泽东坦言：“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12)
总之，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巴黎公社历史时期，在国内马克思主义传播还没有真正开始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在境外实际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接受历程，此时，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直至五四时期才真正开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有意义上的传播”(13)。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与传播脱节悖论的这一现象，是近代中国“古今中外”历史文化矛盾共时汇聚又实则严重脱节的复杂条件决定的。
三、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的逻辑起点
依传播学范式，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和传播是历史的必然，表现为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支流到主流再到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百年发展传统。这个历史必然性就是由历史可能性成长为历史现实性不断汇聚发展而来的强大历史洪流，而这个历史的可能性就是这个历史生发和扩展趋势的逻辑起点。这个逻辑起点属于历史本身，形式上是主观的，是历史主体意识到历史客体可能发展的起点。例如，由物物交换发展为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形成商品流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又蕴涵着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即买与卖的时空分离和脱节，已经潜藏着危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是经济危机的逻辑起点，它虽然还不是现实，但是必然会在商品流通的不断发展中逐步实现。
可见，逻辑起点是历史必然性的积累和准备阶段的节点，是一种逻辑(理论)的必然和历史的可能统一，逻辑起点先于历史起点，是历史的症候，逻辑开启时，历史的矛盾开始孕育，历史开启时，逻辑如影随形(行)。当逻辑起点转化为历史起点，进而发展为历史长河的必然过程时，逻辑起点就成为理论的原本，成为历史主体理解分析诊断历史进程，运用逻辑的力量关注历史进展，推进历史又好又快发展，同时将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上升为理论化系统的总结概括的元点(典)，这时逻辑起点就可能发展为理论(体系)。因此，研究逻辑起点，并非逻辑主义，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历史(起点)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的历史必然因巴黎公社革命的爆发而得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的历史由此开始。在巴黎公社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还只是一种逻辑的必然，这个必然的逻辑向历史的转化就生发出一个逻辑的起点，它是逻辑历史化的开始，是历史可能性积累的开始。因此，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历史起点的背后，还有一个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实现彻底解放和全人类最终解放的逻辑起点。对于还未开启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历程的各民族国家来说，这个逻辑起点还是最一般的抽象，只有它的具体化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开始观照统摄这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时，才成为真正的逻辑起点，即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开始实现于这个民族国家的起点。
此外，接受学理论也可以确定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的逻辑起点。接受学理论认为，作者给予文本的原始意义是读者接受的意义基础，它是读者此后建构文本更加丰富开放的历史意义本质的逻辑起点，作者实际上是第一(个)读者，正是作者本人开启了文本接受的先河，作者是接受史由此展开的“始作俑者”，作者的写作、阐释和说明等就是这个文本接受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文本”。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的逻辑起点，就是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潮流逼近中国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理论联系的直接建立和逻辑论证的开始。因此，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的逻辑起点，是由其创始人即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亲自奠基的，它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著作，(14)它们宣告了中国接受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从接受学范式看，马克思本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原创性理论贡献。1853年，35岁的马克思，开始了热情地诉诸文字的关注中国、同情中国和研究中国。同年5月20日，他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收录《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一篇论文)一文，将中国的王朝纳入了世界历史视野中，将中国作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来考察其发展走向，分析总结了中国太平天国革命及鸦片战争的历史过程和世界意义问题。第一次由他本人对古老中国尤其是近代中国进行了世界历史的分析，成为中国人认识自身历史的最直接、最权威、最珍贵的理论文本，至今仍然是分析中国近代史时的根本遵循，发挥着重大的理论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文献，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元典，是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第一参照，具有无可怀疑的科学性和超越时空的价值性，对中国人接受和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具有直接的理论指导和理论示范意义，为中国人长期坚持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和情感上的极大支持。这些著作中的思想观点方法，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元理论；这些著作进一步内在地延伸和发展为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的著作，(15)它们共同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学习和接受，成为认识中国、发展中国的元典话语，全面深入地融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之中，具有长远的理论指导意义和深远的教育启迪价值。
认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的逻辑起点，有利于更科学和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然而，其意义远不止于此。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不断胜利和深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越来越丰富，其指导作用将越来越强大管用，人民的理论自尊和自信不断增强。然而，绝不能因此削弱对(狭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从而淡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主观地抬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而将其与狭义马克思主义并列，甚至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取代狭义马克思主义。当前，有人认为只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才具有真正的指导意义，才是真正管用的，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既不能直接适用于中国，也不再需要了。改革开放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阶段，在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宣传教育过程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有时甚至十分严重，如视之为“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顶峰”。因此，需要经常回到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的逻辑起点，再进一步回到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接受的逻辑基础即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保持清醒的理论头脑，在坚持发展狭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断证明和继续坚持发展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二者内在的统一。总之，永远要践行毛泽东在西柏坡的告诫：“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16)，同时把“我们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永远保持下去。(17)
注释：
①姜喜咏：《从“传播”到“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转型》，《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1期。
②钟叔河：《巴黎公社目击记稿本的发现——介绍张德彝的〈随使法国记(三述奇)〉》，《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
③陈叔平：《巴黎公社与中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47页。
⑤侯国栋、辛国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⑥《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62页。
⑦庄福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⑧彭继红：《传播与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1899-1921年)》，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⑨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
⑩唐宝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11)《思想的历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12)转引自[美]斯诺：《西行漫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13)朱成甲：《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李大钊历史作用问题的探讨》，《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8期。
(14)《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最早于1937年由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1938年在我国以解放社名义重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出版社多次修订再版，最近一版由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该书收录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文章18篇，其中，马克思的15篇，恩格斯的3篇，和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各种著作及书信中有关中国的论述摘编若干，总计约12万字。恩格斯早在1847年《共产主义原理》中首次提到了中国。
(15)《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最早于1950年由解放社结集出版。
(16)毛泽东：《在一九五三年夏季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8月12日)。
(17)《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习近平总书记再访西柏坡侧记》，《人民日报》2013年7月15日。
（文章来源：《观察与思考》2016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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